问情为何物,难舍,难再复
已经三天了,我在焦虑中度过了三个不眠的夜晚。
仍然没有印钟添的任何消息,不知道他接受怎样严酷的审问,不知道他是否已经为别人承担下了所有的罪名。
检察院,法院,市政府……上上下下有点关系的人我都找遍了,统统千篇一律的回答,像串谋过一般:放弃吧!这个案子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死刑!
死……那个前不久刚执着一枚钻戒说要陪伴我一生一世的男人,要被剥夺去生存的权利,我怎么可能放弃?!
“不!我不会放弃!我相信他是无辜的,我一定要救他,不管花多少钱,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对律师事务所的陈律师说。
我是一个医生,我的病人不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我都不会放弃,更何况印钟添——那个在我最艰难的时候,陪我走过来的男人!
“能交出部的赃款吗?如果能交出来,有机会改判无期。”
赃款?那可是上亿啊。我捏着□□的手心浸满了汗。
这张卡里存着我这几年的部积蓄,二百万,加上我正挂在中介出售的房子和家当,也不过三百多万。
我有些急了。“他根本没有贪污那些笔钱,我怎么拿?!他根本没有罪,为什么要判他死刑?!法律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罪不是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那要看印秘书自己怎么说!”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万一印钟添一时糊涂自己认了罪,谁都救不了他。“陈律师,没有别的办法吗?”
陈律师无奈地沉吟良久。“要不去上面疏通疏通吧,在北京有关系吗?”
是啊!南州市副市长的秘书因贪污巨额建设款被抓,副市长也被隔离审查,难辞其咎,大家避之唯恐不及,谁敢趟这趟浑水,简直是不要命了。
也许,真的只有上面的人有办法。
……
到了北京,几经辗转,仍求助无门。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我意外地和一个不肯透露真实姓名和职位军区的干部联系上了,中间通过了我一个朋友的朋友的同事,绕得远了点,但绝对信得过。
我和他约在一个僻静的茶楼见面,只见他大概四十左右的年纪,穿着便装,举手投足还是透露着军人的正统。他看来体型已略显发福,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不太像什么高层的干部。
我暗自有些失望。
“就是薄冰?”
“嗯。”我点点头,把手中的资料双手递给他。
他一边喝茶,一边看完我的材料之,不时陷入沉重的思考。
“这个案子还有希望吗?”
他抬眼,一双精明的眼从银框的眼镜背后细细的端详着我。“有点难办,证据确凿,但……”
这一个“但”字,是我连续一个多月里听到的最美妙的词。“但?您的意思是……”
“也不是完没有转机。如果能往深了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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