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中旨’、‘手敕’、‘内批’，那就不能算作法定的正规文件下达……票拟成为决策过程中正规的、不可或缺的办事程序。”

　　往往有论者每见票拟者，便提出宦官批红一事，以证臣权于决策之影响力微乎其微。而宦权为皇权之延伸，故以此论君主之独裁。然则此说并不成立，因为所谓宦官批红，仍需遵循制度，并非可以肆意妄为。

　　李伯重《明代后期国家决策机制研究》中说：“在正常情况下，凡章奏，司礼监必须奏送御览，大事由皇帝亲批。皇帝的批文要书写在章奏当中，称‘圣批’。

　　宦官批红与圣批不同，一是宦官所批为庶事；二是批前要经内阁调贴；三是由司礼监的众太监分批，不专属一人；四是要遵照阁票批红；五是批文书写于章疏边旁，仅只作为皇帝做决定的参考。

　　其中内阁调贴为关键，故宦官批红又称之为‘调贴批’。未经内阁调贴，宦官擅自批红视为非法，六科得以封驳。”

　　可见内阁——即臣权之一部分，于大明决策之中占重要地位，故从制度或者说习惯而言，不可说臣权恒弱，而君权恒强。

　　除内阁于决策之中所发挥之影响力，明代但凡遇军国大事，皆遵循“大事必集议”之传统，故以廷议决策。这一点，于明史职官志“六科”中记载的“大事廷议”可知。

　　所谓“大事”，实际上包括以下事项：一、议立君；二、议郊祀；三、议典礼；四、议封爵；五、议亲藩；六、议大臣；七、议民政。

　　廷议制于明初，君主凡遇大事，皆会亲自主持并与群臣商议，此时的决策权为君主主导，但臣权亦可于决策之中，发挥一定作用。

　　到了英宗时期(尤其是早期)，因为皇帝久居深宫，故廷议由大臣主持举行，并且从此成为定制。而大部分的军国大事，其决策皆出于廷议。

　　在《论中国古代廷议制度对君权的制约》对于廷议的统计：

　　“《明会要》卷45《集议》所载廷议件次共101次(一事复议及有关廷议制度的内容除外)，其中有13项被君主否决或不报(没有下所司施行)。

　　这13项中，最多的是宗庙、典礼两项。廷议宗庙事有14次，其中5次被否决(含不报2次)；典礼共11事，其中2次被否决。君主否决廷议的件次占廷议总数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二左右。”

　　如此看来，廷议对于军国大事的决策，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而这一影响力，整体来看还是在文官大臣手中。纵使偶有君主否决廷议之事，也主要为宗庙事宜，换句话说就是皇室内部事项。这样一来，又怎可说明代君主在决策一事上独裁呢？

　　既然论及廷议，那就该进而论及廷推之制，即廷议之中“议大臣”一项，以此论明代君主之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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