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任何科研项目,都是想提前就能提前的。
某些科研项目的前置条件是非常多的,尤其是需要各种科学工具的研究项目,没有必要的科学工具,没有前人的研究,某些项目是费尽心思也做不下去的。
因此,提前的成本就是你需要站的更稳,并将脚抬的更高,因为前面的台阶不仅没有巨人的尸体了,还有人可能将自己的尸体塞在你的身前,身侧乃至于身后,结果导致科研竞赛如期发生。
在这方面,欧洲的实验室其实比较有心得。
许多中国学生去了欧洲读书或者进修之后,都会深有体会的说:“欧洲做研究的人太有耐心了,多少年就研究XX问题,小成果根本不发表,就冲着大成果去……”
不管欧洲实验室的体制如何,他们的确是如此做的。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生产垫脚石,有了什么发现,先不发表,以免引来群狼,就自己默默的继续往下做,直到有了大发现为止。
然而,欧洲实验室的科研方式,在G蛋白偶联受体的领域内,是备受挑战的。
因为G蛋白偶联受体一个领域内,扎堆着大量的科研实验室,而且以大中型的科研实验室为主,他们并不都是欧洲模式的。
如此小的一个领域内,有如此多的科研实验室,结果就是科研竞赛无比的剧烈,大家都争着抢着的发表结果,欧式实验室藏着捏着不发表的结果,可能没过几天,就有类似的数据和研究,被其他实验室给发表了出来。
这么一来,秉承欧式操作模式的实验室,很可能血本无归——对实验室来说,成果就是生命,不管投资人是资本家、国家还是个人,总归都是想要见到成果的,最起码,也是倾向于把钱投给有成果的实验室。
当然,欧洲许多实验室的投资人多是耐心而官僚国家资本,甚至是更加耐心的家族资本,所以能够忍受较长时间的无成果状态,但是,较长时间对应的无成果状态,对应的是偶尔的大成果状态,而不是自始至终的无成果状态。
所以,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许多欧洲实验室不是折翼而归,就是移风易俗了。
不过,杨锐面对的情况又不一样了。
他虽然还是需要抬高脚,但只要选择的方向恰当,他说不定就能弯道超车。
实在是因为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太难了。
科学家们从60年代开始做,做到八十年代,再到10年代,虽然将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的版图扩大了无数倍,但是,其中的未知点仍然很多。
因此,从开始到之后,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都不是一条正正经经的登山道,它其中的断点实在是太多了。
杨锐预知其中的某些断点,若是能以目前的技术,自己弥补上去,也就有可能走出一条快速路。
当然,说起来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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