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教授和朱院士并没有贸然行动,既然时间还很充沛,他们宁愿搜集多一些的资料,准备的更充分一些,来应对接下来的询问。
再者,要向更高一级进行汇报,也理应要得到更准确的消息,例如在满海等人的三重重复实验成功以后,才显得正式而礼貌。
蔡教授、朱院士秘密的奔走于京城的各大研究所与大学,但是绝口不提杨锐、离子通道实验室,或者g蛋白偶联受体,更没有提到丝毫的诺奖。
对他们来说,这是对诺奖游说的演习,也是一次真实的演练。
中国曾经尝试游说一个诺贝尔奖回来,只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它开启了一扇小窗,使得包括蔡教授、朱院士以及更多的政治人物在内,都充分的了解到了诺贝尔奖。
类似的国家级游说范例还有日本,为了让生物学家加藤获得诺贝尔奖,当时的日本驻瑞典大使积极的采取了步骤,以获得诺奖的提名。
诺贝尔奖的游说,与政治游说截然不同,讲究的是润物细无声的优雅与高贵。
你不能直接用钱,诺奖委员会通常由五名或者六名成员构成,贿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狙击某位候选者,但要想成功的推选某位候选者,只找一个人的成功率就太低了,而贿赂更多委员,一方面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也容易走漏风声,反而可能产生反效果。
类似西方竞选似的媒体宣传也不是很恰当,在一些年份,诺奖有意识的将奖项给予谁都猜不到的候选人,如村上春树般的陪跑者,获得诺奖的概率是更低而不是更高的。
所谓“微妙”一词,非常完美的体现了诺奖的游说。
一个独属于科学界的秘密是,任何瑞典科学家在国外的访问,都能够得到更高规格的接待。
因为诺奖的提名是属于全世界的,诺奖的获得是由瑞典科学家决定的。
例如诺贝尔生物学奖,就是由瑞典卡洛琳医学院的多名教授所决定的,不用说,谁能够让自己的工作,在卡洛琳医学院深入人心,谁有具有最大的可能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
但是,频繁的接待瑞典科学家,或者高规格的接待瑞典科学家,并不总是好事。
科学家们所处的是一个小圈子,某位科学家若是以过于殷勤的态度接待瑞典科学家,他所收获的鄙视,往往会让他在评选落败。
很少有科学家能够适度的把握这一点,以至于一些实验室研究员拒绝接待瑞典科学家,他们当然也不会因为刚硬的态度就此获得诺奖,倒是与诺奖渐行渐远得到了保证。
总而言之,尝试游说诺贝尔奖的失败经验很多,成功经验更像是一种玄学。
蔡教授和朱院士不得不运用中国式的智慧,尝试思考。
一周后。
陶学林所在的实验组率先完成了第二组的重复实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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