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在外,要注意你们的形象,你们现在不是代表你们自己了,而是代表中国人。别让瑞典人看起来,咱们中国人好像一点规矩都不懂的样子。”赵泽发觉杨锐和自己的年龄差不多,批评起来就格外用力。
他不想将同样的话,丢给四五十岁的干部们,所以提前批评年轻人,顺便警告中年人,是他们常用的模式。
杨锐早就是不愿意被代表的一代人了,但还是耸耸肩,丢给景语兰一个无奈的眼神,没有再说话。
他并不是第一次出国了,早在离子通道实验室刚建成的时候,他就前往国外,参加了学术会议。
出国代表团的管理严格,杨锐不仅是听过,而且也体会过。
像是后世大学生极为不满的宵禁措施,对四五十岁的代表团成员来说都是稀松平常的,有些时候,甚至不止宵禁,白天都会禁止出门禁止离团。
杨锐当然不会赞成这种管理模式,但是,反抗也不应该是面对赵泽这种小弟,而是应该与大使馆方面进行沟通。
他此行的目标,大使也是一清二楚的。
即使在瑞典,诺贝尔奖也是异常重要的,或者说,瑞典人看待诺贝尔奖,比其他外国人还要郑重。
在这样的环境下,杨锐的计划,必须通过大使一级才能玩得转。
所以,早在国内的时候,杨锐就通过乔办,与中方驻瑞典大使凌志明交流过了。从后者的角度来考量,若是在他的任期内,中国能够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他的政绩来着。
往小里说,瑞典人对诺贝尔奖的看重,是完全超过其他各国人的,每年十月份的时候,就是出租车司机,都能对每一个奖项的候选者如数家珍。中国人若是能够在当年获得诺贝尔奖,凌大使的工作也会好做的多。
有这样的预期,杨锐就懒得与赵泽计较了。
至于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模式是什么样的,他更懒得理会。
景语兰则是松了一口气。
她是有点担心斯德哥尔摩的物价的。
中国人在国内都不觉得宽裕,出国自然更加的捉襟见肘。普通公款出国的干部,临回来带一个家用电器,就算是功德圆满了,买衣服之类的,可以说是没有人想过。
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工资换一件外国衣服,这种消费模式在90年代都不常见,80年代就更加稀罕了。
偶尔有女孩子说买一件来自香港的衣服,那多数也是香港的地摊货,或者从深圳弄过来的真国货,到了欧洲或者美国的干部,在这方面都是趋于谨慎的。
景语兰忍不住的打量着周围人的时尚装束,可要说购买乃至于逛街,她就不太情愿了。
唯一不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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