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提前了半个小时,抵达了阿斯特拉的办公区,就在休息室里静静坐着,阅读自己的文稿。
在大公司里做讲座,是很两极分化的事,有些时候,某些教授会受到额外的吹捧,有些时候得到的则是特别的嘲讽。
有一个好的头衔,通常比较容易得到前者。
例如哈佛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教授或者剑桥三一学院院士等等,总是更容易令人信服,但并不绝对。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由于距离的缘故,硅谷的创业公司经常邀请斯坦福教授去讲座,但是,去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硅谷人的认同。尽管许多硅谷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但他们嘲讽起来照样很用力。那些收入丰厚的硅谷人经过多年或数年的摸爬滚打,早已不再是学校里的模样,对于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真实实力,也都有了自己的认识。
这种时候,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并不一定就站在产业前沿。
而且,他们提出的所谓前沿理论,也不一定就能得到产业界的认同。
思科公司的创始人博萨克和蕾娜夫妇,可以算作是产业界通吃的例子,他们是计算机理论方面的大拿,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实践,其所创造的路由器,为网络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两人的身份,就可以知道他们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博萨克是斯坦福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而桑迪蕾娜是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的负责人,在硅谷发育不全的年代里,他们基本属于理论界的第一流学者了。
给阿斯特拉做讲座,同样不是轻松的事。
对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并不能单纯的视之为产业界的水平。这种级数的公司里,也是藏龙卧虎的。
当然,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在杨锐这样的学者面前,是没有存在感的,他们属于科研鄙视链的最下层,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如果毕业就进入制药公司,基本不会在科学前沿有所建树。
即使有些特殊事例,通常也不是为主流所承认的科学家。
制药公司的目标是为已知的靶点寻找化合物,放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制药公司的学者的主要工作,是在前沿科学家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之后,再捡系统性研究中的某一个靶点,作为研究对象,可以说,产业界的研究员连二线科学家都算不上,只能称作是三线,所谓的成果转化者而已。
但是,像是阿斯特拉这样的公司,除了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免不了还有一线二线转来的研究者的,一些厉害的公司,甚至能招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
2008的诺贝尔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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