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一个很不符合中国人思维的西方国家。
他的主要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党派,在1932年到2006年的74年的时间里,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失去执政地位。而在06年之后的10年里,社会民主党虽然略显势微,但它还是在2014年重回执政席,与社会民主党、环境党和左翼党进行组阁。
这其中,左翼党在86年以前还叫瑞典共产党。
所以,瑞典的高福利社会和集体主义,并不是无中生有出现的特别产物。
在面对PCR和DNA鉴定,以及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的时候,瑞典人也比美国人要洒脱的多。
舍伍德局长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就率先决定在斯德哥尔摩的监狱系统内,收录所有人的DNA信息。
这样的政策,如果落在美国,必然掀起轩然大波,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执政理念,放在瑞典是妥妥的右派,但在左派执政的瑞典人看来,为了集体利益而丧失些许的隐私,却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用政党来举例的话,2006年的瑞典,就升起了一只新兴政党“海盗党”,他们的执政理念是——网络自由下载,废除知识产权!
听起来是很简单而无稽的政治诉求——卖IP的公司听说了可能得吓出半碗胆汁来——然而,现实是海盗党一度扩延到了40多个国家,差点在冰岛执政。为什么冰岛会庇护斯诺登,就是因为有冰岛议会第三大党的党纲的支持。
这样的北欧,这样的瑞典,自然是很不西方的,他们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也就相对容易理解了。
就此点来说,要瑞典科学家颁发诺贝尔奖给中国人,也并没有思维上的禁锢。
尤其是在苏联日益衰落,中国与西方各国眉来眼去的80年代,让一群瑞典科学家围起来讨论国家问题的话,美国的受讨厌程度是一定高于中国的。
而在瑞典媒体的口中,来自中国的杨锐,提出的极具集体主义的“PCR”实验室,也激起了普罗大众的兴致。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多家媒体都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
大部分的来信,都是支持筹建“PCR”实验室的。
舍伍德的反应极快,第一时间就邀请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几名教授,进行商讨,之后,自然而然的邀请了杨锐。
站在酒店的穿衣镜前,杨锐深深的吸一口气,看着镜子,对后面的景语兰笑道:“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
“穿漂亮衣服吗?”景语兰星星眼的看着杨锐,开着玩笑。
杨锐笑出了声,道:“是见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者,瑞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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