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1月下旬,诺贝尔奖的气氛,在欧洲范围内,就开始浓烈起来。
其实,10月份的评奖是人气最盛的,种种猜想从八月份九月份开始,就像是连载的悬疑小说似的,开始出现在报端。像是日本媒体,在每年的10月份,就有一项持之以恒的活动,所谓的蹲诺行动。
日本自五六十年代,经济复苏,科技振兴之后,渐渐的就将诺贝尔奖当做了民族自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到评奖季的时候,各家媒体就会到那些预测可能得奖的人家里去蹲守,以期能够第一时间给予采访和报导。
最有可能得到诺奖的候选人,自然会得到最多的蹲守,尤其是国家级媒体的蹲守。相对没那么有名的候选人,通常就要由地方媒体来照顾了。
可以想象,这样的蹲守大部分时间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就像是节日抽奖一样,这样的行动是想停都停不下来的。村上春树一直没有得奖的原因,说不定就是怕寂寞呢。
而自英国向北,尤其是到瑞典丹麦和挪威的地界了,诺奖的气氛自10月份开始,就不再降温了,即使是圣诞节之类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在一起,谈论的仍然是诺贝尔奖。
快到12月的时候,瑞典人的诺奖气氛更加浓烈,同样的,欧洲其他国家的诺奖氛围,也重新涌起。
最明显的改变是,从伦敦启程,杨锐和景语兰在机场就被连续升舱了。
化药振兴办公室购买的机票,自然是全数的经济舱。80年代的中国人出行,即使是领导干部,通常也没有要坐头等舱的概念,即使有,普通点的单位领导,其实也是舍不得的。
小金库里的钱虽然不能拿出来,但毕竟是自己用的嘛,同样的钱可以去考(旅)查(游)三次,一次用掉岂不是太浪费了,经济舱的位置挤一挤,几个小时也就到了,哪怕就是越洋飞行十几个小时,难道还比绿皮车更狠吗——早两年,闷罐车还大行其道呢。
对于刚刚获得了诺奖的杨锐,胡池等人也不觉得需要给予特别的对待,出国带队欧洲十国游+了,还想怎么的。
就是胡池等人,也都是坐着经济舱笑嘻嘻的,并不觉得厅级干部坐经济舱有什么掉价的。
就正常的想法来说,能坐飞机已经很了不得了。
然而,欧洲人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在第一次确认杨锐的身份之后,以后每次都会精准的认出杨锐来。如今坐飞机的人少,航司的执行能力显然更强一些。
胡池等人,不管心里怎么想,也只能看着杨锐,带着景语兰,安静的越过排队的众人,自顾自的坐着小车直抵机腹,再在飞机前端享受非猪食。
从伦敦到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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