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后世,80年代的城建局是个苦部门。
后世的城建局的工作,主要是盖章和批条,不仅务虚,而且掌握着无数地产商的命脉。偶尔开个招拍挂什么的,劳累的主要是肝、胃和前列腺。
80年代的城建局可以说是肥差的反面,因为他们是真的要搞建设的。省城建局下面会有省城建一公司二公司之类的单位,市城建局下面也少不了市一建市二建之类的单位,除此以外,园林局之类的机构,此时也受到城建局管理,换句话说,与城市建设相关的一切责任,都在城建局手里。
天底下最美的差事,就是权重而责轻,而最糟的想差事,就是责重而权轻。
全国的城建局里面,首都城建局是最惨的。
自北平时代以来,京城的居住问题就很突出,不过,那个时候没地方住,是建筑水平不达标,穷人连大杂院都住不上,只能藏在窝棚里以求遮风挡雨。
建国以后,京城的居住问题就变成了地皮不够用,皇城根下塞满了,二环很快也不够用了……
不像是民国时代的政府模式,新中国施行的是超级大政府,自上而下的国家公职人员数不胜数,而这些人的家属子女,也都需要体面的住宿。
曾经住四户人的大杂院,不得不再涌入四户新北@京人,政府用地更是规模庞大,光是学校所需要的面积,就是一个大数字,医疗等公用设施的配备,又带来了无数的事业编制的人群。
除此以外,代表着中国最先进阶级的工人们,同样有理由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
所有这些压力,全部抛给了城建局。
但是,建设的压力,根本没法和说服搬迁相提并论。
雷局长看着上级转来的告状信,简直是一个头两个大。
要说拆迁,80年代其实并不难。
因为房子的现金价值很低,价格主要体现在建筑本身。40平米的平方配一个400平米的院子,是没有60平米的楼房值钱的。
所以,即使是住在皇城根脚下的居民,其实也不介意从大杂院换房到三环的位置去,若是平房换楼房的话,许多单位还会要求集资出钱,依旧得论资排辈。
比较起来,单纯的借房子就难多了。
那是纯粹麻烦人家的事,且毫无利益可谈,更麻烦的是要将对方安排下来。
差不多500个家庭,近两千口人,还都集中在几个单位,虽然有各单位的领导帮忙,依旧谈的费心费力。
少不了,还有无数的信访,状告建设局一杆领导。
整整三天时间,局长雷震画加起来没有睡够8小时,整个人的眼珠子都是红的。
办公室主任看不过眼,担心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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