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杨锐来说,写文章可以是极简单的事,也可以稍稍困难一点。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脑海里的文章拿几篇出来,改一改发出去,或者干脆就用原文好了。
要是不怕麻烦的话,那就可以改的多一点,加一些自己的思路进去。
这也是杨锐选择的方式。
并不是杨锐不怕麻烦,而是不愿意浪费一个大好的机会。
文章要是用在普通刊物上,杨锐宁愿不去写它。
堂堂诺奖获得者,也没有时间写豆腐块去赚豆腐钱。
让有资格设计导弹的去卖茶叶蛋,那是对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一个人若是卖半辈子的茶叶蛋,那他对社会的最大价值,或许就是有几率生一个导弹专家。
杨锐从来没想过要做一个态度亲和的科学普及工作者,更没有想过要写科普文的。
面对普罗大众的文章,其实由普通研究水平的学者去撰写就足够了,或许写的还会写的好一些。至于大牛的科普价值,其实是针对普通研究水平的学者的,像是大牛写的综述,为什么轻易就有上千的引用?那都是具有普通以上的研究水平的学者们提供的。
不过,选入教材毕竟不一样。
中国的教材不像是外国,80年代的中国教材也不像后世,如今的教材是全国统一的模板,而且是一用多年。
像是杨锐的文章,如果明年能加入到教材中去,那全国起码会有一代人,将阅读他的文章,指不定会有多少人,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
这种社会声誉,不拿白不拿来着。
就中国的环境,这种社会声誉也只有科学家能得到了。像是陈景润,就可以说是中国最知名的数学家,是否能算中国最知名的科学家,就看他和袁隆平谁赢了。
至于官员和作家,在教育系统中,终究是要趋于劣势的,尤其是活着的官员和作家,宣传起来风险太大,为智者不取。
而且,杨锐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路。
写科普文章,对学者来说,与其说是什么权利,不如说是一项社会责任。
少量的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付出,但是,如果多承担一些呢?
比如,干脆参与编写新版的生物学课本?
对其他人来说,编写新课本大约是一项需要花费多年时间,花费大量的精力更不用说了。
对杨锐来说,就没有那么麻烦了。
而且,他还有充分的理由。
现在的生物学课本太落后了。
现代意义上的生物学,二战以后才少量的开展起来,到80年代,依旧只处于雏形。如果说物理已趋于自圆其说的化境的话,生物学大约刚点了一个小黑点,伪装它是一个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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