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的阳光照在办公室里,分外的明亮。
长势喜人的君子兰摇枝摆叶,躲在办公桌的北角。房间的阴影下,是一红一绿两个暖瓶,以及一个脸盆架一并脸盆。
在办公室没有独立上下水的年代里,有干净的脸盆和暖瓶,配合人工上下水,差不多就是最豪华的享受了。中南*海也不外如是。
坐在这样的办公室里,老冯凭空多了三分气势。
他对杨锐志在必得,语重心长地道:“我们这个教材编写组是受省厅委派,给中央新编教材做补充的,行政级别高配,人员和经费都是优先的。你把这个杨锐借调给我,既让他充分的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两三年后,咱们教材编写完成,论功行赏,怎么也能给人家一个美好前程。你强留他在乡中里头,两年以后,还是老样子,何必呢?”
赵丹年苦笑:“不是我不给你,是我给不了你。”
“老赵!我知道你把西堡中学当儿子看,但你不能耽搁别人的儿子,别的事情,你插科打诨的也就罢了,这件事,你得听我的。”老冯的语气忽而严厉,忽而温柔,显是摸准了赵丹年的脾胃,知道怎么和这个老资格的愤青打交道。
赵丹年无奈的说:“我知道。”
“你不知道——这是多好的机会啊。”老冯叹了口气。
80年代是一个珍视人才,重视人才的年代。
越是基层,就将人才看的越重。这里面,既有为了部门利益而争夺的情况,亦有许多为了国家珍惜人才的念头。
虽然在后世许多人看来,“一心为党为国为人民”和“有情饮水饱”一样不靠谱,但在80年代,确实是有无数人身体而力践之的。
能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这就是有才的象征。后世有许多名人、官员,是因为一篇文章,一首诗歌,或者一封信,完成了自己最初的跃升。
老冯为了说服赵丹年,干脆从书架里取出了多本杂志,一一翻出杨锐的文章,指给赵丹年看。
他是确实喜欢杨锐写的文章。
这里面,既有杨锐抄来的论文,也有他半抄半改的文章,更有两三篇,还是纯粹由他本人撰写的。
做了数年的补习老师,杨锐其实早就有了各种想法和念头,想要写出来,发出去,只是后世的学术期刊腐败而无趣,登载文章不仅不发稿费,还要向著作人收取数百乃至数千元不等的“版面费”,等级稍高一点的,还得托人拉关系乃至于行贿,身为一名私企的年轻人,杨锐对于如此复杂的工程实在有心无力。
回到80年代,固有的障碍消失,新的障碍尚未诞生,对于研究者来说,实在是一个再美好不过的时代了。
杨锐也忍不住会在抄写的文章里,加塞两篇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
以此时人们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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