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的实验室基建完成,就到了仪器进场的时间了。
这是个痛苦和快乐的时间,痛苦在于花费太高,快乐在于败家的兴奋。
仅仅是为了储存试剂,实验室就需要新购-15度的冰箱,混匀器,移动紫外灯等装置,标本制备和扩增所需的设备就更多了,后世常用的pcr扩增仪是不存在的,杨锐必须自己购买温度控制设备,流速控制设备等来组装,常用的离心机水浴机也需要提高两三个档次,多花两三倍的价格。
一次性的消耗品亦是价格不菲。手套,吸水纸,耐高压离心管和加样器洗头等物品,都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如果是顶级奢华级实验室,一盒100只的*丁腈手套就要上千元,这些都是随用随丢的东西,一个运转流畅的实验室,一天就能用掉一两盒。
杨锐也买不起*手套,就用b级产品,每盒乳胶手套也得上百元。
好在元旦已过,锐捷和西捷工厂的分红也到了支付的时间。去掉杨锐提前预支的数十万美元再投入,杨锐在198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仍有十多万美元的收入。
这笔钱用来建一个国家级实验室还不太够,但用来维持一个实验室的运转是没问题的。
再者,杨锐也不需要立刻就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即使pcr研究的投入不菲,也不是一月两月的事,而他的分红却是源源不断的,至少还能吃好几年。
增购的仪器也是陆陆续续的运来,由厂商派人前来安装。
与民用项目相比,国外的科研仪器厂商很早就在中国布局了,渠道售后都相对完善,除了时间稍微有点拖延以外,倒是没有多少麻烦,至少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购买和安装都是相当容易的,国内能买得起进口仪器的机构,北京至少占了一大半。
接下来的一周,杨锐就在签单和付款的过程中度过。
80年代没有刷卡一说,每次签单后,如果要付款给国外总公司,就由杨锐签字确认,再由香港华锐公司支付账单,但如果要付款给国内公司,或者外国公司的国内分公司,杨锐就习惯支付现金了。
在付款最频繁的几天,杨锐几乎每三天就要去取两次钱。
银行主任眼瞅着杨锐每天或取款或预约取款数万乃至十数万,心痒难耐,银行柜员郝玉在他的要求下,这天终于忍不住轻声道:“杨先生,你在本行的活期存款比例非常高,是否需要买一些固定收益的产品?”
“什么意思?”坐在会议室里的杨锐正是数钱数的手抽筋。他取的钱太多,在没有vip室的前提下,每次要么在会议室,要么在银行主任的办公室。
郝玉咬了咬下唇,道:“就是说,只存活期的话,您的利息损失会比较高,不如存一些定期,再购买一些国债产品,这样能够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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