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是个很严谨的日本。
这从他的论文,尤其是写来的信件的字里行间能够看的出来,所有的数据都有据可查,所有的分析都在逻辑框架以内,说起来简单,但是,面对成千上万的信息的时候,还能做到这一点,堪称细心谨慎。
这也是少数杨锐喜欢的日本人品性。
做科研的,不管是什么品种的,最基础的就是严谨,尤其是合作做研究的,一个人通常是在另一个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如果遇到一个粗心大意的货把基础搞错了,后面的研究做的再漂亮都是错的。
遇到这种人,那真是想弄死一百遍再一百遍的。
日本人倒不是天生的脑袋里多一根弦,但他们全社会共同形成的欺负弱者的传统,至少增加了犯错的成本。
作为东大的教授,加藤不知道欺负了多少人,又被多少人欺负,才能坐上这个位置。
哪怕只看他前面的抬头,杨锐也相信他是不会犯低级错误的。
和这样的人讨论问题,至少不会白浪费时间。
杨锐和他有一封没一封的发着信件,讨论的问题局限在细胞膜方向,但也并不固定。
直到第二周,加藤送来一封电报,他们的对话频率才加快了。
发现杨锐不在乎电报费,对加藤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他发现杨锐的回答往往具有指导性,而且能直接用在实验当中,虽然少不了辛苦的工作和巨量的经费支出,但有交流总比没有交流好。
一来二去,加藤发电报的频率,简直如同过新年的小媳妇似的,一日三篇五篇的过来。
杨锐虽然不至于每封皆回,但他倒是每天都有回信,因为每次送来电报的,不是刘院长,就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人家都是看着他写好了回信才走,杨锐也不好意思继续矫情。
另一方面,加藤也是个很聪明的家伙,主动提出帮华锐实验室采购仪器和设备。
相比国内或者香港的仪器设备公司来说,日本公司的选择会更多,而且更加的价廉物美。
对于正在积极为PCR这个大项目做准备的华锐实验室来说,能够有东大教授帮忙筛选仪器设备,不仅能够节省下时间和经费,还能买到更好的东西。
别看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正在逐步走入蜜月期,但实际上,高端仪器的买卖始终不是那么容易的。
加藤毛遂自荐做了不要钱的中介,帮助也着实不少。如果一件仪器是中方研究所买不到的,由东大购买,再转过来,就简单的多了。
对一名东大教授来说,他只要不通过这种方式盈利,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东大教授的地位,几乎让他们能拿到相当于中国警察的豁免权。
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加藤修改了他投给JMC的论文,转而递给了一家影响因子更高的期刊。
这时候,加藤再次提出了合作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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