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大?最早设立了生物专业的学校,因为各种优势地位俱全,北大生物系的学生,继续从事学术和教学的亦是非常之多,有许多就职于包括清华中科院等一流院校中。
校友间的联系,学校间的联系,实验室之间的联系,使得蔡教授只需要几个人帮忙,就能联络到任何一名有资格做成果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学者。
根据不同学者的性格,杨锐又分别准备礼物,然后在一名或两名教授的带领下,前往拜见。
拜见除了送礼,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杨锐和教授们见面,继而有机会说明自己的工作和研究。
这一点,对于学者们,尤其是不知名的青年学者尤其重要。
能够入选成果鉴定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业内大拿,背后少说要背一个牛字。
这样的专家都是极其忙碌的,巨量的工作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且不说,就是有空闲,用脑过度的学者们也宁愿休息,而不愿浪费时间在青年学者身上。
因此,如果杨锐不找人引见,他是很难见到这些专家们的,霍然闯入人家的实验室里毛遂自荐,也容易适得其反。
而若是不提前见面,到时候,鉴定委员会召开,很多不负责任的委员很可能根本没有看过你的研究,凭空投票,冤死也只能怪自己。
或许有更好的体制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就杨锐所知,更好的方法不仅没有出现,此类情况还有所蔓延,比如考研考博的学生,就往往面临见导师的问题,仿佛一次提前面试似的,有没有提前见过导师,区别甚大。
专家教授们的脾性也是不同的。
有的人喜欢收礼,有的人见不得送礼。
有喜欢收礼的,只要字画古玩之类的雅物,也有喜欢收礼的,只喜欢现金或黄金,也有的喜欢烟酒糖茶以证明自己是“礼尚往来”,还有的人,既喜欢硬通货,又不愿意要太明显的现金或黄金,那就只好送些首饰玉器之类的东西。
自然的,专家教授中也不乏清廉高贵者,此类人中好打交道的,只要提前约见,或有熟人介绍,就很容易见面,有不好打交道的,干脆是不收礼也不见面,一切全凭他本人的决定。
杨锐倒是喜欢最后一种人,节省时间不说,结果也更客观。
蔡教授对此却嗤之以鼻,说:“做决断的人,最忌偏听偏信,要是只听一面之词,很容易就做出错误决定,但不听一面之词,不等于说不听人言,全凭其个人决断,说起来简单,别人做了两三年甚至七八年的研究,他一眼就能看穿了?真要是有这样的人,我们把他供起来算了,大家就听他的号令,省下多少功夫?四个现代化说不定转眼就实现了呢。”
杨锐有点苦中作乐的笑道:“最起码,他会自己看一下申请人的论文,还有申请书。”
“那要是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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