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了。”半个小时后,杨锐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态度亲切的像是给老朋友们打招呼,坐到了铺着白桌布的主席桌后面,也是一样的态度谦和,还和前排的几个记者聊了起来。
他也接受过好些次采访了,因此认识了不少的记者。
记者们一愣,新闻发布会什么的,他们其实也是见识过的,但像是杨锐这种不坐主席桌,走平和流的,还真是不常见,现在不说是有点级别的官员,就是村小组里开会,组长都是学着新闻联播里的主席讲话一样走形式的。
30年后的朝鲜电视台的播音员是什么样的,84年的中国式新闻采访就是怎么样的。
采访之前的态度谦和没问题,采访过程中还用这种态度的,就不多见了。
不过,人适应环境的能力就太强了。
几分钟后,不熟悉的记者都能和杨锐聊了起来。
还有人趁机就将前面的问题拉了出来:“杨锐,都说你现在是离子通道实验室的主任了,你现在是北大的老师了吗?你是要提前毕业了吗?”
提前毕业在84年其实不罕见,一个更经常出现的词是“跳级”,就是高一的学生不读高二了,直接读高三,或者三年级的学生不读四年级了,直接读五年级甚至六年级,科大少年班就可以看做是跳级的高端版。比起后世教育要求的制度化,在80年代还有90年代,教育体制其实相对灵活,各个学校和基层教育局都有很大的决策权。
之后,它们就变成了事务局,只能执行上面的政策,并没有多少主导权了。
尽管跳级和提前毕业如此普遍,但北大的一举一动,依然影响力巨大,就好像北大出个学生卖猪肉了,社会也要讨论一下,仿佛北大就应该按照未曾读北大的大众意愿来教育北大学生似的。
杨锐如果提前毕业并成为北大教师,在场的某些记者或许是理解的,但他们也认为,这具有很大的新闻性。
杨锐依旧没有采用冠冕堂皇的态度,而是从白桌布后面走了出来,拉了一个试剂桶过来坐下,笑道:“主任或者负责人,都是一个称呼而已,我暂时还没有提前结业的意愿,学校也没有对此进行讨论。”
“就是说,学校并不允许你提前结业?”记者都是抓点的高手,转眼间又逮了他一句话。
杨锐笑道:“都没有讨论,何谈允许不允许的,不要这么严肃嘛,坐下坐下,咱们现在就是聊天,等你们不想聊天了,再一人一句的问问题。”
记者们也不愿意一人一句的提问,不光麻烦,而且不能深入连续的问一个问题。
抓点的记者犹豫了一下,只好坐下,咄咄逼人的气势也就不见了。
“我们这个离子通道实验室呀,本身其实就算是北大的一个实验室,在做实验的实验室之外,也是实验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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