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卡伦挑选的很辛苦。
而诺顿出版社的推销员们,一个个上门介绍更是辛苦。
有资格给未出版书籍做评价的都是高端教授,有些人比较好说话,你寄封信就行,但大多数人也许并不会因为一封来自出版社的信,就花费十几个小时乃至更多的时间去阅读一本下未出版的书籍。
必须有来自诺顿出版社的熟人,一个个的介绍《基因组学》给他们。
经理丹尼尔想要二十人到三十人来评价杨锐的《基因组学》,他的秘书卡伦就不得不挑选出一两百人的名单,而诺顿的推销员们,又不得不一一尝试。
即使如此,他们也几乎无法得到三十人的数量。
教授们很忙,哪怕有所空闲,也不一定愿意用来读书。
推销员们只好多次上门,用尽各种方式,让教授们愿意阅读它。
这并不容易,但销售工作就是如此,通常来说,阅读并且给某本书好评的教授,往往会对这本书网开一面,即使它比竞品更弱势。
那些并不是最好的教科书,经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卖掉的。
甚至于,有些教科书一年就卖给一所学校的也有。
而在美国,售价极高的教科书,只要有人要,就能赚钱,20美元或者30美元的教科书在美国是基础价,150美元甚至200美元的教科书也屡见不鲜,这当然不止是因为美国的教科书印刷精美,或者美国的消费水平如此,在一门课通常要两三本教科书的美国大学里,一年一千美元以上的教科书支出是普通美国学生都承担不了的。
美国教育出版的特殊性,使得任何一家出版社都需要一些生存之道。
诺顿出版社的生存之道,是他们的终身雇佣制,就像是日本企业一样,诺顿出版社的员工几乎是终身受雇的。
而他的推销员们,也是出了名的坚强。
作为一家中型出版社,保守而违反普通美国公司经营方式的诺顿的推销员们,几乎问遍了行业内的基因生物学大拿。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所能容纳的学者数量都是有限的,而能容纳多少学者,其实是由研究领域的热门度,而不是领域的重要程度来决定的。
这很容易理解,只有热门的研究领域才能养得起数量众多的学者,比如50年代到60年代的抗生素研究,那简直称得上是全球皆兵,全球每个国家的每个大学,只要有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就没有不研究抗生素的,当时,这东西可是被看做治愈疾病的希望,解决人类生老病死的终极答案,就全球范围来说,抓1000万名从业者,100万名研究者,1000名知名教授不成问题。
但是,到了80年代,抗生素的研究规模恐怕连50年代的十分之一都没有,进入21世纪以后,抗生素研究早就被学者们丢到脑后去了,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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