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伦丁在华锐实验室里很沉默,除了说一些新药开发中的事情以外,很少聊天甚至说话,有时候,他甚至会用幽怨的眼神看着杨锐做出一个又一个的去铁酮衍生物。
是的,一个又一个的去铁酮衍生物。
杨锐完全听取了范伦丁的意见,决定多做一些去铁酮的衍生物,以资备用。
新药开发是一种很考验人品的事,因为公众对制药企业异乎寻常的高要求,使得临床试验的风险无限增大,同样的化学结构的药品,能在欧洲通过的,不一定能在美国通过,今年通过的,明年不一定能通过。
即使是辉瑞这样的公司,也无法保证自己某一种化学结构的药品就一定能通过FDA的审查,不同的化学结构会有不同的副作用,而且,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也不一样,谁也猜不到,你的下一次临床试验,是否会遇到某名病人产生应激反应。
现代临床试验,并不能覆盖全人群,更没有发达到通过基因进行临床试验的筛选,因此,除非是备受公司期待的重要药品,否则,一次临床上的意外,就足以断送一种好药的前途。
而解决方案,就只能像是买彩票一样,尽量多买一些,尽量覆盖的全面一些。
当然,在这样的政策限制下,公众获得并不一定是副作用最小而疗效最出众的药,而是最好运的药。
换言之,杨锐也不确信曾经的印度公司所用的化学结构的去铁酮,就一定是疗效最好,而副作用最小的去铁酮。
同样,杨锐也不确定再来一次临床试验,曾经最幸运的化学结构,依旧能够脱颖而出。
所以,在得到了范伦丁的提醒以后,杨锐只能尽可能的做出更多的活性物质。
而他做出新的活性物质的方法也很简单,抄曾经的仿制药就行了。
不同的仿制药就有不同的化学结构,作为仿制药公司,如果有心要仿制某种原创药的话,他们往往提前三四年甚至六七年做准备,用这么长的时间,弱小的仿制药公司也总能仿制出几种相似的化学结构,继而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仿制药的审核制度比原创药要宽松的多,尽管如此,能通过监管的仿制药也不会太多。
但对扫过药典之类的书籍的杨锐来说,一个国家出现一两种仿制药,全世界的仿制药就太多太多了,尤其是九十年代前后的药品,仿制药的结构专利都失效了,各种仿制药的仿制药更是层出不群,其中一些还颇有创意。
杨锐根本不用考虑太多,按照既定的步骤,将各种不同化学结构的药物依序做出来就行了。
这种感觉,其实有点像是读研时的工作,无非就是实现既定目标而已。
虽然枯燥,实际上也是有些微的成就感的。
毕竟,平均一天做出一种全新化合物这种事,还是很容易让人的事业心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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