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科研的做到高端水平,也就不得不讲政治了,因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就是政治,而高端
因此,不管是美国的科学家还是中国的科学家,一年到头都忙的发疯。
若是有人做一个科学家的起居录,就会发现,科学家们的忙碌并不仅止于是科研,事实上,越是顶级的科学家,他们就越是将更多的时间耗费在科研以外的地方。
就比如达尔贝科想从美国国会里要钱,他就要说动有资格拨款的国会议员或者参议员,并亲自向他们解释人体基因组计划的重要性。
实际上,又有几个国会议员或者参议院听得懂人体基因组计划?
随便拉一名生物专业的学生丢给国会议员,都够给他们讲清楚人体基因组计划了。但达尔贝科想要资金,他就必须亲自去给国会议员做科普。
不仅如此,议员们还可以提出相应的交换条件。
例如一名阿拉巴马州的议员,为了让自己愚蠢的侄子进入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读书,就可以要求达尔贝科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实验室挂名,每年花费三五天的时间即可。
这样的交换,一次两次可以,十次八次以后,可以想象顶级学者的时间飞去了哪里。
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出现在中国。遍及中国的院士实验楼,长江学者共建实验室之类的东西,每一栋都代表着一年三天或者五天的时间消耗。
但为了拿到地方的资金,或者不管是什么渠道的资金,这些时间和名声是必须要出售掉的。
名气越大的学者,就越能将自己的时间和名气卖出越高的价格,从而用这些资金争取更大的名气和时间,这个循环,与体育明星或者娱乐明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杨锐也有这样的需求。
他需要资金来做基因组学的深入研究,他需要资金维持离子通道实验室的高水平运作,他需要资金来分给自己的助手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将失去自己的项目,失去完成项目的实验室,或者失去完成项目的科研汪。
实验室的助手们用每周110个小时来为杨锐工作,杨锐在享受到他们的劳动成果的同时,就有义务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
而杨锐向托拜尔斯提出的要求,就等于是让他支持自己的所需,从而让自己能将时间集中到二代PCR的研究上来。
只不过,这样做,不管是能源部还是其他什么机构,都不能从投资中获得好处了。
尽管科研投入在很多时候都是无回报的,可杨锐的要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托拜尔斯却是拼命的动着脑筋。
人体基因组项目的规模不是少见,而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个背景下,有可能独当一面的学者,都是非常特殊的,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要求。
比起杨锐,一些欧洲的学者要求可能更古怪,更难以达成,且耗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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