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想法……将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美国国会,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拨款机构,看不到我们的产出,基因组计划就有可能被叫停……”达尔贝科显然也思考过先做技术还是先做测序的问题,但并没有决定。
杨锐道:“人体基因组计划与其他的项目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
“如果采用目前的技术,测序将会非常非常的漫长,的确,如果直接测序,用现有的技术和工具,我们也许能在第一年得到一些成果,5万个碱基对?”杨锐不屑的笑一笑,道:“我们的目标可是30亿个碱基对,而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如果不进行大量投入的话,哪怕预算15年,我们也无法完成整个项目。”
“但从国会和民众的角度来说,我们至少得到了5万个碱基对,这是看得见的好处,对吧?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发展技术,而且,测序本身,也能帮助我们发展技术,不是吗?”
杨锐毫不犹豫的道:“不可能,测序本身就是一项体力活,我们需要关注测序的方法,也需要关注测序的结果,至于测序本身,没有意义。”
达尔贝科有些惊讶于杨锐的武断,但他也是深入前线多年的人,仔细想想,却不得不承认道:“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我想,就算是国会,也会要求我们一边发展技术,一边测序的。”
“如果让我选择,我不建议这样做。”杨锐摇头,道:“即使如果我们全力以赴的测序,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成绩,也会很难看,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拿出成果来。要我说,我们在第一年,第二年,甚至第三年,除了测试以外,都不应该进行哪怕一个碱基对的测序。”
不止是达尔贝科,蔡教授和托拜尔斯也听傻了。
这是杨锐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赞同达尔贝科的意见,而是与达尔贝科的意见相左。
对于两个人的关系,以及日后的关系和位置,杨锐此时的表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当然,他提出的意见,也是非常具有决定性的。
达尔贝科不由的深入思考起来,过了一会,问道:“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的压力会大大增加。”
“只要项目成立,如此巨大的项目,哪怕是再急功近利的人,也不会要求我们在一年或者两年就给出成果吧,所以,先期完全放弃碱基对的测序,专注于技术,我认为,压力虽然会增加,但不会增加的太多,第三年的话,压力也许会增加的很多,那个时候,再做一定量的碱基对测序,也是可以的。”杨锐轻声解释。
“有必要如此吗?”,
“非常有必要。”杨锐道:“我们不测序任何一个碱基对,我们可以向投资人,或者民众解释,我们现在采取的技术先行的策略,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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