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电视和纸媒的公信度是极高的。
电视里说的,和报纸里说的,几乎就是真理的代名词。
律博定的话题,却是令人有些无所适从了。
杨锐站出来说律博定等同于毒药,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律博定安全有效。
杨锐站出来说抗心律理论错漏百出,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抗心律理论久经考验。
杨锐站出来说律博定未通过GMP的审核,蒋同化和其他几名学者,就会站出来说GMP的审核拖沓无用。
在此之前,中国的媒体界虽然进行过无数次讨论,但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基本都是社会讨论。
不提纯政治性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此前最火的媒体讨论,是“第四军医大的大三学生张华,为救不慎落入粪池的69岁老农魏志德献出了生命”是否值得的问题。
在鲜亮的生命远去二十年后,“大学生救老农是否值得”的话题,已经变成了辩论场上常见的话题了,而在80年代,新闻媒体的讨论也与辩论无异。
但律博定的话题,却不是那么好辩论的。
不像是之前的社会讨论,律博定的讨论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而这种有标准答案的讨论,一方面吸引了观众,另一方面,也令观众的期待感增强了。
但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报导就不好做了。
偏偏观众们还就是想要知道。
于是,无数的媒体都采取了采访杨锐,或者各方学者的方式。
“专家说”一时间成为了新闻中最常出现的词语。
而在三木公司和京西制药总厂的推动下,蒋同化也因此沾了光,频繁出入于曾经想进而进不去的媒体大院。
他是GMP委员会的委员,正好适合与杨锐顶牛,另一方面,敢和杨锐对着说抗心律理论和律博定的高端学者也没几个。
这可不是说“我家隔壁王大爷得了癌症,结果用麻油浇了三块黄壤的西瓜就治好了”之类的话,搞学术理论的,话说出去就得认,弄错了就是终身污点,如爱因斯坦这样的神级人物,在量子理论上摔跤了以后,就等于从神坛上滚落了,而普通的人级学者,摔一个大跤,弄不好就要沦入畜生道了。
一般的学者,不是利益相关,是不会像蒋同化这样积极主动的。
事实上,蒋同化本来也是不愿意如此积极的,奈何三木公司的开价够高,他区区一名研究所的所长,实在是忍不住将自己卖一个好价钱。
当然,就内心来说,蒋同化也是更信任三木公司的。
在国外卖了两年,有上百万人服用的律博定,会出问题吗?蒋同化觉得,杨锐完全是自信心膨胀到了狂妄。
他拍拍自己的公文包,心道:等我再利用你积累一段时间的名气,就坐看你给全国人民写道歉信,到时候,不光你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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