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奇先生,捷利康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意向我们已有所了解,没有必要再横生枝节了吧。西堡肉联厂并不是非常专业的医药生产公司,他们和贵公司在国外见到的企业,恐怕有一定的区别。”海处长中文夹着英文来说,颇有些散乱。
真要是丢了几百万元人民币,他也无所谓。但捷利康要是给西堡肉联厂投资,他的脸就丢大了。
陆成才也知紧张,慌张的给翻译。
杨锐比谁都知道制药公司的德性,笑呵呵的让他们发挥。
弗兰奇果然没有被海处长给说服,事实上,他理都没理海处长的茬儿,用伦敦腔道:“总公司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意向,不是我能妄言猜测的,但考察并谈判清单上的一系列技术是我的工作范围,总公司的同僚如果有意见,也得等我签署意向性协议以后,再提出来。”
杨锐依靠西堡肉联厂来压迫国医外贸,弗兰奇未尝不能用同样的手段。虽然两个大型企业的合作来说,这样做的得利不丰,可对于中层职员弗兰奇,以及普通的杨锐来说,好处有够丰富了。
海处长转身又想说服杨锐,杨山大喝一声:“来,喝酒,人家小孩子谈事,你管那么多做什么?行不行得上级领导发话,我就不信,你一个处长能决定国家政策了?”
要是给一分钟酝酿,海处长真能一口老血喷桌子上。作为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总公司原材料和精细化工品处的处长,就某种程度来说,海处长还真能决定中国医药对外贸易的政策。
别看多少文件都是挂着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但在中国,以小制大的传统向来有之,尤其是中央部委和国字号的处长,官阶不高,却是实际文件的制定和执行者,堂堂部长等闲亦不克夺其志。
然而,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到了80年代,经济状况又因为权力集权而病愈崩溃。用千疮百孔来形容目前的经济体制也不为过,别说是中央自建的体改委了,省级和市级地方政府也在千方百计的突破各种禁锢。
海处长能决定的政策,地方政府要是不听,他也拿不出好的办法。
想到此处,海处长也不用劝了,一口闷了杯里的白酒,赌气似的道:“你们谈吧,谈下来也是白谈,这是国家牵头的工作,不是给你们打秋分的。”
“国家牵头,就是国医外贸牵头吧。”段华也不示弱,笑了,说:“就我所知,你们在河东省不太愿意开展业务。就去年,我们卫生厅的郝厅长去京城,想请你们帮忙批些医疗器械给平江第一人民医院,结果怎么样了?对了,结果晾了郝厅长一个月,听说连请吃饭都请不到人。我看这样,你们不如去找郝厅长说一说,他要是点头,让我们西堡肉联厂退后,我一句话都不说,陪酒道歉。”
段华扯了三个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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