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嘟囔一句,从钱夹里抽出名片递给她。名片这玩艺儿我也是具备的,曾经有12个人劝我还是怀揣几张名片为好。她像看抹布似的细细看那名片。
“那么你的名字呢?”我问。
“下次见面时再告诉。”她说,并用中指碰了下眼镜框,“要是能见面的话。”
“当然能见。”我说。
她浮起新月一般淡然恬静的微笑。
10分钟后,女孩儿和男侍一起下到大厅。男侍拿着一个萨姆纳特牌旅行箱,大得足可以站进一只德国狗。看来的确不可能把拿这么大的东西的一个13岁女孩儿丢在机场不管。今天她穿的是写有“TALKINGHEADS”①字样的运动衫和细纹蓝布牛仔裤,脚上穿一双长靴,外面披了一件上等毛皮大衣。同前次见到时一样,仍使人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无可言喻的美,一种似乎明天使可能消失的极其微妙的美。这种美在对方身上唤起的是某种不安的情感,大约是美得过于微妙的缘故。“TALKINGHEADS”——蛮不错的乐队名称,很像凯勒瓦克小说中的一节标题。
①意为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
“搭话的脑袋在我旁边喝着啤酒。我很想小便,于是告诉搭话的脑袋说我去趟厕所。”
令人怀念的凯勒瓦克。现在怎么样了呢?
小女孩儿看了看我。这回却毫无笑意,而是蹙起眉头地看着,又转眼看看眼镜女孩儿。
“不要紧,他不是坏人。”眼镜女孩儿说。
“看样子也不像坏人。”我补充一句。
小女孩又看了我一眼,勉为其难似的点了点头,意思好像是说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使我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十分愧对于她的坏事,像是成了斯克尔基老大爷。
斯克尔基老大爷。
“放心好了,不要紧的。”眼镜女孩儿说,“这位叔叔很会开玩笑,说话可风趣着呢。对女孩子又热心,再说又是姐姐的朋友,所以不会有问题,对不对?”
“叔叔,”我不禁哑然失笑,“还够不上叔叔,我才34岁,叫叔叔太欺负人了!”
但两人压根儿没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她拉起小女孩儿的手,往停在大门口的面包车那里快步走去。男待已经把旅行箱放进车中。我提起自己的旅行包随后赶上。“叔叔”——不像话!
这辆往机场去的面包车,只有我和小女孩儿两个人坐。天气糟糕得很,途中四下看去,除了雪就是冰,简直同南极无异。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小女孩儿。
她盯视一会我的脸,轻轻摇头,一副无奈的样子。继而环视四周,像在寻找什么。东南西北,所见皆雪。“雪。”她出声道。
“雪?”
“我的名字,”她说,“就这个,雪。”
随后她从衣袋里掏出微型单放机,沉浸在个人音乐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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