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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大臣的人选是国家大事,当然不能由朱皇帝和翁同龢两个商量决定了。大明现在实行的是皇上领导下的内阁制,地方大员的任命自是要皇帝和丞相共议。
当下,朱济世就让翁同龢和御书房大臣潘祖荫将左右丞相和新任的立宪议会议长常大淳等人都唤到了紫禁城谨身殿。
“西藏虽是我大明帝国的一部分,但是风土人情却和汉地迥异,若强在藏地推行汉法,只怕会激起变乱。”朱皇帝并没有立即和几位重臣讨论驻藏大臣人选,而是说起了藏地的风俗。“藏地与我汉地迥异之处有二,一是宗教干涉政务,活佛权势极大,俨然就是藏地君王;二是农奴制度,所谓农奴制其实不是藏地独有,欧洲和日本也是有类似制度的,同我们汉地过去的佃租制相比,农奴不过是少些自由,日子其实是差不多的。”
左宗棠等人颔首表示了解。
西藏虽然不是朝廷直辖,但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们这些大明重臣的视线,对于西藏的各种制度,他们几位自然是了如指掌。
至于如何治理西藏,左宗棠和罗泽南等人在私下也商议了数次,得出的办法也就是两个。一是在西藏强制推行汉法,派遣流官,解放农奴;二是维持西藏原有制度不变,效仿满清,以宗教领袖为西藏封君,同时派出驻藏大臣监视西藏僧俗贵族。
不过朱济世对这两种制度都不大满意。前者就是自认为救世主。去解放根本不想被解放的西藏农奴。而且大明现在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自然不可能将西藏领主的土地平分给农奴。这些农奴被解放以后,必定沦为佃户,和原先也无多大区别。而西藏的僧俗领主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巨大,如果不将他们彻底消灭,西藏的佃户仍然会以这些人为尊,成为西藏领主贵族对抗流官,反对大明中央的工具。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朱济世是没有兴趣去做的。
而后者,用清朝的办法治理西藏同样不妥。因为沿袭清制的话,大明天子实际上不是西藏之君,而是藏王或是d赖喇嘛的君王。所谓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那些藏王和d赖的附庸并不是大明皇帝的封臣,自然没有效忠大明的义务。长此以往,d赖喇嘛就成为西藏事实上的君主,而且政教合一,权威无限。一旦d赖喇嘛有了二心,西藏就要纷乱不已了。
“常卿。朕让立宪议会制定的《封臣法》什么时候可以交到朕这里?”朱济世忽然又将话头转向了《封臣法》的制定。现在大明立宪议会当然是没有立法权的,但是却有讨论建议之权。大明的各项法律,都要有立宪议会反复讨论磋商,再结合内阁和皇帝本人的意见,拿出一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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